陈秀云：香港义工，来回自费，喝水自备
香港的慈善事业在全世界享有盛名，以东华三院、保良局、公益金、狮子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具有相当历史。作为慈善组织的生力军，义工已成为建设社会公德的民间力量，自香港社会福利署1998年在全港范围内推广义工运动以来，更是形成一股热潮。目前香港有近50万人登记为义工，1300个机构和组织登记参与义工运动。
香港的义工现象最先影响到一河之隔的深圳。1990年6月深圳成立了大陆第一个义工组织：深圳市义工联合会，由此催生的志愿者协会从93年开始在全国陆续成立，“志愿者”这一更具社会主义特色的称谓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有人计算过，香港市民当义工每年为香港所作出的经济贡献高达30多亿港元，足以兴建半座青马大桥，而他们传播的人间温暖则更是宝贵的社会精神财富。随着香港回归，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义务工作在内地亦不断扩展，增进了两地的交流和合作。
拿到陈秀云的名片，有点吃惊，没想到忙前忙后、精力特别充沛的她竟然是在香港高等法院工作。坦白说，习惯的大陆思维，让我一时很难把义工和公务员联系起来。
陈秀云是位老资历的义工，工龄已整整10年。问起回归前后最大的改变，她用一个字总结：忙。九七前，公务员工作比较清闲，天天过着早上等黑夜，黑夜等黎明的单调生活，想来真觉得“白活了”。回归后，香港政府对公务员数量有减无增，工作上的事多了，而且最重要的，自己在那一年成了义工，每年要抽出800多小时做服务，生活的忙碌可想而知。
自觉自愿，自费！
香港是个发达的商业社会，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在香港人务实理性的外表下，普遍都有做善事的习惯，完全是出于自愿。
社会福利署（职能相当于大陆民政局）自1998年起推动一项全港性的“义工运动”，已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目前香港有近50万人登记为义工，1300个机构和组织登记参与义工运动。成立于1970年的义工发展局，作为社会福利署下属的非赢利机构，主要承担义工推广工作。
回归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内地的服务需要比较明显，不少香港义工都有去服务的愿望。义工发展局总干事钟媛梵女士告诉我们，正是看到这种需求，该局于1997年开始在广东省韶关曲江县和清远地区开展“希望学校计划”，致力于协助内地山区学校改变学习环境。
甄选义工十分严格，除了身体好，思想纯粹，还需自己承担服务费用。事实上，在香港，每个义工报名2年收取50元港币的会员费，而这并不包括义工培训另交的培训费、活动开展等花销。而在内地，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一般都有10%左右的活动经费。
陈秀云参加的希望小学计划最初定为两年，“因为没有团体在国内服务过，不知道效果如何，而且那笔款项就够两年用”。两年后，义工们觉得要持续做下去了，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看哪所学校需要重修，一个个自掏腰包，资助集团也被感染，三所，四所，五所……一直做到今天的十所。
“每次到内地做义工要两三天，来回花费逾千元，全是义工自己承担，但每当看到一群天真活泼的孩童所带来的喜悦，便会感到什么也值得。”
我们是专业义工
在香港，男女老少都愿意当义工。除了义工发展局，其他慈善机构也有自己的义工。陈秀云同时又是保良局、东华三院的登记义工。2004年香港赛马会举行了一个颁奖典礼，获奖的五十名杰出年长义工，包括前特首董建华的夫人兼香港义工总领袖董赵洪娉女士。在颁奖典礼上，董夫人带领全场年长义工宣誓，二千五百名长者承诺在他们“余晖”之年，仍然会继续参与义务工作，发扬互助精神。
香港对义工的管理、督导与沟通、培训、保障与激励考核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每年，社会福利署、义工发展局依据服务时间、服务程度、投入感等各项指标对义工进行考核，进行义工嘉许，包括全港杰出义工奖、香港杰出青年义工等等。年服务时间超过200小时的颁发金牌；超过100小时的颁发银牌；超过50小时的颁发铜牌，获得这样的奖牌在香港人眼中是莫大的荣誉。据统计，每年的金牌义工已经超过5万人。陈秀云工作之外的800小时从哪来？“一边工作一边服务，时间安排得好，就是一个推动力。”
配合不同需要，义工发展局专设了义工培训及拓展中心，提供各种服务指导，最具特点的属“专才服务”，导游、理发、护理、音乐、亲子教育等，服务包罗万象。“我们很专业的，每一队都有自己的培训课程。”而在内地，大多数组织无专设的培训机构和培训教材，对志愿者的培训也只是走过场，有的组织根本对志愿者不培训，即使有培训方法也是传统的说教形式，使志愿者满腔热情而来，扫兴而归，大大挫伤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陈秀云先是考了个导游证，香港旅游发展局颁发的，正儿八经可以带团外出的。这并不是服务必需，但她自觉作为义工队的领队，知道“专业地带领一个团队”，才能做更好的服务。”随着希望小学的计划逐渐深入，“盖一所新学校”已不再是服务重点，如何促进孩子们的求学态度和思维拓展变成了重点。她又开始进修教育心理学和儿童游戏学等相关知识，每次过去，都要带上一些精心策划过的小游戏。
突然，她自嘲起自己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来，“你相信吗？我都读到高级班了！但那是10年前的。现在我又在申请再读。”
内地志愿者接过了接力棒
陈秀云一直单身，她说这在香港很常见，并拿出义工活动照片一个个介绍，“她没结婚，她没结婚，他没结婚……”自己正从事着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哪怕让她背着背包在农村奔跑，也心甘情愿。
十年间，内地山区希望学校已由一所变成十所，义工也由最初的10来名变成现在的200多。“1997年的第一代学生都读高二高三了，他们志向很高。”
“你为什么要让孩子读书？”每一年，在不同的希望学校，陈秀云都会问学生家长这个问题。“买菜种不会上当”；“可以在外面打工，或者继续上初中高中”；“学成归来后重建家园，帮助其他贫穷的孩子”——她特别满足，“在为他们服务的同时，我们更是受益者。”与此相比在国内，大多数人往往把志愿服务工作看成单方面的施予，“我要做志愿者”与“要我做志愿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更别说接受像香港做义工还要交纳费用这种观念。
97年开展希望学校计划时，内地还没有志愿者过去协作。因为普通话不熟练，山区居民的客家话又听不懂，义工们找了学校老师做翻译。慢慢地，活动开展越来越多，当地共青团也参与进来。“以前他们是单位派过来的，现在都是自愿的了。”后来顺德成立志愿者组织时，向义务工作发展局拿了很多资料，还特地请陈秀云去培训。
“毫无疑问，香港回归是一件好事。”去年，她在组织香港学生到山区希望学校交流时发现，香港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感很强，渴望了解内地的愿望也很强烈。“我希望继续发挥桥梁作用，通过义工服务活动推进两地的深入交流。”更让她欣慰的是，香港义工离开时，内地志愿者接过了接力棒，“一切都在持续发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