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人化了装 背后给我一刀
《鲁迅评传》是上世纪50年代曹聚仁先生在香港写作的一本书，在同类书中被称为“最具个性”之作。据书中记载，作者曾当面对鲁迅说过：“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香港作家寒山碧在该书的序中说：“《鲁迅评传》是曹聚仁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但《鲁迅评传》中其实在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里隐藏着另一层意思。
不能容忍的倡议名单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里有不少吹嘘自己的地方，例如1934年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就一再说明并不是鲁迅策动的，而是他策动的：
1934年6月，我们(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和笔者，共七人)在一处座谈，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云的提倡文言，开展反击……因此我们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笔者当时曾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提出了五个问题：“1.……”鲁迅先后回我两封信，他说：“一、……”这一运动，虽不是他策动的，但他支持这一运动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所指示的路向，是很正确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第360-361页)
书中另一处地方说的也大同小异：
那年夏天，我们(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徐懋庸、金仲华、陈子展、乐嗣炳和我，一共八个人)提倡大众语，一面反对汪懋祖的复兴文言，也反对林语堂的语录体，在《申报·自由谈》(那时已由张梓生主编)、《文学》和《社会日报》(朱按：当是《社会月报》之误)(陈灵犀主编)各报刊上展开论战……他们要我征求鲁迅的意见，他就回我那封信，提出几个具体主张：“(一)……”这封信许多人称引过，但大众语运动的主要主张，还在其他个人的文章中，鲁迅也只是一种意见而已(王士菁的《鲁迅传》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记载的，与事实全不相合，我相信鲁迅也并不要戴这样一定虚妄的纸糊帽子)。(第102页)
他在这里所指摘的王士菁的《鲁迅传》，我手边无书，无从查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二编是“左联十年”，其中“大众化问题”这一小节就是论述这件事的。他说的是：
1934年汪懋祖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倡文言文，各作者纷纷反对，接着各刊物就展开了“文言—白话—大众语”(陈子展文题名)的讨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这说法与曹聚仁的说法并无不同。使曹聚仁恼怒的，是在七个或八个聚议的提倡者里面，只出现了陈子展一人的姓名，不但没有强调指出曹聚仁的策动作用，甚至连他的姓名都没有提到。书中这一节里面的引文，计鲁迅的9处，瞿秋白的2处，成仿吾和冯雪峰的各1处，而他这一位策动者的文章一处也不引，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王瑶把这一小节置于《鲁迅领导的方向》这一章之中，似乎这是鲁迅领导的，他认为，这就是给鲁迅戴上了“一顶虚妄的纸糊帽子”，“与事实全不相合”了。
扑朔迷离的鲁迅回信
这事暂且搁置一边，且来看看曹聚仁说的“鲁迅先后回我两封信”是怎么一回事。鲁迅为什么对一份问卷交了两份答卷呢？
1934年7月25日，曹聚仁以《社会月报》编者的身份发出一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五个问题全文见《鲁迅评传》第360页)，向一些文化人征求答案。根据《鲁迅日记》，鲁迅是7月28日收到这封信的，次日即写了回信，针对五条来问逐一作了回答。现在我就把鲁迅对于这五个问题的回答照抄在下面：
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
鲁迅答：有划分新阶段，提倡起来的必要的。对于白话和国语，先不要一味“继承”，只是择取。
问题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
鲁迅答：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
问题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
鲁迅答：最要紧的是大众至少能够看。倘不然，即使造出一种“大众语文”来，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
问题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
鲁迅答：先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然后看着情形，再谋集中，或竟不集中。
问题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
鲁迅答：现在答不出。
鲁迅的这封复信，在针对来问逐一作答之后还写了不少相关的意见。全文见《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十三卷第187-189页，这里就不摘了。可是，在1934年8月号《社会月报》“大众语特辑”上刊出的，却不是这一封信，而是8月2日写的另一封，也就是后来收在《且介亭杂文》里的那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78-80页)。那一封信中也是分列为五点意见，却和五条来问完全对不上号，根本不是对来问的回答。这是怎么回事呢？
别有用心的版面安排
原来，这封标题为《答曹聚仁先生信》的信件并不是写给曹聚仁的，而是写给魏猛克的。这事我曾经听魏先生说过：那时他写了几个关于大众语的问题去问鲁迅，他得到鲁迅复信的时候很觉兴奋，就拿给身边的几个朋友去看，曹聚仁看了，就要求将这封信作为给他的回信发表了。鲁迅1934年8月2日日记“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就是指这封信。这事当时文化界人士多有知道的，如1935年1月28日田汉致鲁迅的信中就说：“我们知道先生那信是写给猛克的，曹聚仁君不能不负擅登的责任。”(见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鲁迅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信，也可以用作旁证。信中说：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我因为素无研究，对个人不妨发表私见，公开则有一点踌躇，因为不预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没有顾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但如先生一定要发表，那么，两封都发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请代改为“客观上替敌人缴械”的意思，以免无谓的纠葛。(《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197页)
他7月29日写的那封，是回答曹聚仁7月25日发来的征稿信，写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社会月报》上公开发表。“不预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的，显然不是指这一封而是指写给魏猛克的那封。这封在《社会月报》发表的信，确实也留下了修改的痕迹。结尾处“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一句，显然就是遵照鲁迅这信中的意见，将原文中的“狗才”云云改过来的。多年之后曹聚仁写《鲁迅评传》，还要说什么“鲁迅先后回我两封信”，而不将这事如实说出，这就缺乏一种尊重历史真实的诚信态度了。
曹聚仁将鲁迅这封信登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刊出了共产党的叛徒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这可惹出大风波来了。《大晚报》上刊出了绍伯的文章《调和》，以调侃的口吻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对鲁迅，认为这是他晚年遭受的一大伤害，他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52页)
《鲁迅评传》中说：“鲁迅和‘左联’也不一定十分和谐的。”绍伯的这篇《调和》，就是不和谐事例中最突出的一件。在鲁迅的传记作品中总是不能遗漏的吧。可是在这本厚厚的《鲁迅评传》中竟完全没有提到。是不是因为自己在此事发生的过程中也有若干责任，而故意隐瞒呢？作者以“史人”自诩，说他写此书“绝少歪曲事实之处”，像隐瞒这事，大约可算是曲说之一吧。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者，著有《鲁迅的一世纪》、《重读鲁迅》、《鲁迅身后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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