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财富追逐者书写的历史
孙文祥
编者按:
回顾温州的私(民)营经济史,多是小人物的奋斗史,洗脚上岸的“泥腿子”,起家于“小商小贩”,作坊式生产,多是单打独斗,如履薄冰,在大浪淘沙中随经济脉搏的跳动、为追逐财富不断改变自己的轨迹。
那个内困外忧的年代,他们为“养家糊口”,偷偷“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当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求富的冲动中又夹杂着唯利是图、法盲无知和无序竞争,派生出无证、假冒、伪劣的“怪胎”现象。
世事难料。也是这些洗脚上岸的“泥腿子”和当初微不足道的“蚂蚁”企业,从成为国民经济的补充,到迅速崛起为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此轮金融危机下,一些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塑造和市场渠道开拓增加产品附加值,将企业做强、做大;另一些“低价格、低品质”的企业则被洗牌出局,再谋出路。
如今,那些在行业竞争中被淘汰或自我淘汰的温州老板,再次实践“敢为天下先”的温州创业精神,或是逐步从传统的制造业撤离,转向风险更大但投机利润更高的矿产、房地产等行业,或是涉足金融、创投等形式的资本运作,更有甚者则卷入高利贷的漩涡。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想延续自己的财富故事。
2009年8月下旬,记者搭了辆人力三轮车,来到瑞安市塘下镇的龙翔公园。一座白色的纪念亭下,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题写的“纪念刘少奇同志‘五·二七’批示”的石碑赫然入目。
这要追溯到1964年5月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在浙江省委递交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批示强调“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是完全能行的”,提出“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的要求,并说“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
当年6月,原瑞安县的塘下区因此成为试验点,在全区17个公社全面推行干部不脱产试验,并兴办了一批社队企业。
在亲历者的印象中,当时社队企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塘下农械厂,有300多名工人,主要生产汽摩配件。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至1969年,塘下实验区上规模企业除区联社经营管理的22个企业外,17个公社还创办了砖瓦厂、造船厂、酱油厂、建筑队、农械厂等77个社队企业。
然而,因为“文革”的原因,塘下试验区中途夭折,所有的社队企业都被关停。但试点实验的意义非凡,它让大批农民从土地上最先解放出来,在塘下区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
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认为,塘下区在刘少奇的“五·二七”批示落实后,已成为“温州模式”的老前辈。这比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整整提早了23年。
不应忘却的社队企业
作为人民公社时代的产物,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队企业的历史地位不容忘却。
直到1984年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形态浮出水面,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已经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
倘若塘下的社队企业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温州会不会走上另外一条发展之路呢?但历史没有假设。
一域之隔的乐清柳市镇的一些人却在“顶风作案”,开始生产低压电器。如果说社队企业在塘下区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柳市的通用电器厂则为“低压电器之都”打下坚实的基石。
1969年,柳市镇的负责人石锦宽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独立经营各种业务,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门市部与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产品目录等生意。”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