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对筠子自杀行为的解释
对筠子我负我该负的责任 高晓松给媒体的一封公开信
现在是午夜3点，媒体整天的轰炸、追问刚刚结束，网上对我的臭骂意兴正浓。一些网站的投票显示: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罪犯。
筠子母亲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我已向她表示过不再说什么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天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没有《长江日报》那篇误把高枫当成我的引起众怒的报道，事情也不会演变成这样。我在对那篇报道（说我否认和筠子有关系）的澄清中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导致了筠子母亲的愤怒（老人家甚至一直不相信那是一篇误报），我很理解她的心情，我写这篇言语不是为了回应筠子母亲的公开信，而是我实在受不了媒体的狂轰滥炸，既然不回答媒体的问题就是承认我是罪犯，回答又言多必失，而且有个别媒体的恶意会歪曲我电话里的话，导致筠子母亲的怀疑，还不如这样白纸黑字一并回答，省去了整天的电话口舌与心力。
关于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筠子母亲的公开信里所说的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全部属实。我在此之前也从未否认过。筠子去世前几个月为唱片做宣传时，就对数家媒体谈过与我从前的感情生活，说从前因为她觉得我不成熟不拘小节，所以不愿为我付出一切，最终两个人选择了分手（筠子原话），那时我就未否认过。我和筠子正大光明在一起，正大光明地分手，当时我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其他女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否认呢？
分手之后到现在一年多了，除了最初一段继续帮助她的歌唱事业外，后来就再没什么联系。我后来结婚成家了，她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是我们圈里一位优秀的摇滚歌手。我当时想她有了京文公司的力捧，又有优秀的音乐人男友，音乐道路上没什么问题了，加之我已成婚，便从未主动打过一个电话。今年以来只接过一次她的电话，几个月前，很平静说了说工作，说她和新男友很好。我当时想我和她之间就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曾经好过，又各自走上自己的生活道路。
我既不是筠子的第一个男朋友，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大家坚持认为筠子是为我而死，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这里向筠子母亲和大家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和筠子分手，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和感情骗子，我绝不接受。我的父母和筠子的父母都离过婚，说明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与流氓和骗子无关。
关于筠子的歌唱事业
筠子母亲的公开信中关于“我把筠子卖了，拿了15万去美国”一说与事实有出入，但我丝毫不怪筠子母亲，她确实不了解唱片业的情况，因这关系到我的职业道德，在此略加说明。
筠子原本是自费歌手，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唱片业不景气，盗版横行，唱片公司这两年极少签约新歌手，大量歌手为了自己的梦想忍痛自己出钱录音。但我认为她唱得不错，便让她放弃做自费歌手，由我来写歌、制作，推荐她做公费歌手（唱片公司出资）。我想大家如果对我没有极大偏见的话，都会认为这件事对筠子是个帮助，当然筠子和她母亲也是这么认为。因唱片业不景气，我跑遍了北京的所有大唱片公司，尽了最大的努力（圈内无数人知道那时我的辛苦）。最后，星碟公司出资15万元，帮她录了现在大家听到的专辑。在此我非常感谢星碟的老板王小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她自己的原因），我又推荐她去了京文唱片公司。因她是带着整张录好的唱片签约京文的，所以京文公司付了15万唱片制作费，由我转交王小京。好在大部分是支票，入账有据可查。我绝没也不可能私吞，除非我去美国永远不回来了。我只从王小京那拿了我写歌的词曲费，而且远低于为其他人写歌的酬金，因为王小京在这件事上也没挣钱。朴树那首歌的酬金还是我自己给的。筠子签约京文，我未从她身上挣过一分钱。我从前做的歌手签约时，我也从未要过一分钱，这一点与我合作过的每个歌手都能作证。我是写歌的，从不挣歌手的钱。
说心里话，我看到筠子母亲的公开信说我把筠子卖了，心里非常难过。签约京文做公费歌手，是多少在北京挣扎的年轻歌手的理想，也是从前筠子的理想，我尽了最大努力帮她完成这个心愿，结论却是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帮筠子签约京文不像公开信中说的”分手后的补偿条件”，这件事我们分手前就在做，只是延续到分手后才完成。
最重要的是，帮筠子发展歌唱事业不是我们在一起的交换条件，我不是50岁的老头，在我28岁那一年还不需要这样卑鄙。我是觉得她唱得不错，诚心诚意帮她。
我负我应负的责任
筠子去世了，如果一定要有人站出来为这件事负责，我愿负我应负的道义责任。实际上，我现在这样被谴责就是在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我坚持我没做错什么。但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因为做错了事才成为伤害与被伤害者？
我理解筠子母亲的伤痛心情，我丝毫没有怪她的意思。她是这件事最受伤害的人，还有筠子的家人、朋友、唱片公司。当然，如果大家还能相信我的话，受伤害的还有我和我妻子。我们在为年轻、鲁莽和不知从哪儿搏来的名利付出代价。
其他的人呢，媒体、看热闹的人和在网上骂完人舒舒服服去睡觉的人呢，你们都没有错，但没有错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伤害者。
也许有一天，也会难过。
高晓松
2000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