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哥本哈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
编者按
客观来说，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围坐一起商讨气候问题，已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发现谈判，谈的尽是利益，而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气候谈判考验着政治家们对未来的担当。政治家喜欢做“短、平、快”的事，但在气候问题上，要展现出远见和胸怀，要着眼于全人类的未来，抛却一己私利。
文/本刊记者 崔晓红
这个冬天，童话王国——丹麦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2009年12月7～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
这是一次定调大会，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共聚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更有人说这是“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足见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所承担的使命。
遗憾的是，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这其实是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的。一个小家庭要摆平子女间的矛盾尚且不易，更何况这事关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又怎可轻易摆平？
概括起来，本次大会商讨的内容无非三个方面：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整个会议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上述关键问题激烈交锋，有人戏说这次大会引爆了“新南北战争”。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大会并没有辜负全世界的期待。明争暗斗，变数不断，高潮迭起，上演了一幕幕情景剧，比童话故事精彩刺激多了。
“丹麦文本”与发达国家的图谋
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另一个则是《京都议定书》。特别是《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规定发达国家要实现在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其中，美国要完成降低7%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京都议定书》未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之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要优先于环境保护。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本轮谈判伊始，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要坚持原来两大文件的原则，毕竟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目前的气候变暖问题应负有主要责任，发达国家有义务加大减排力度、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援助。
但发达国家并不完全认可。眼见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和谈判底牌在一份意外出现的草案中暴露了，这就是掀起大会高潮的“丹麦草案”。
根据大会程序，2009年12月16日应启动高层会议，讨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分别提交的报告，但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尔斯·拉斯穆森却拿出了另外一份文件，即“丹麦草案”。此草案在大会召开前就曾遭泄露。
所谓“丹麦草案”，据称是东道主丹麦牵头与美、英等一些发达国家秘密商谈后抛出的协议草案。英国《卫报》透露，草案内容大致包括：发展中国家要接受特定的减排额；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分组名目——最脆弱国家，这些国家可接受所谓“快车道”财政支持；2050年贫困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不得超过1.44吨，而富裕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额上限为 2.67吨；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在2020年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越早达到峰值越好。
显然，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所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宽松已经不满。
奥巴马也有难处
在发达国家中，毫无疑问，美国的态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期间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美国在这次峰会上的表现似乎不太和平。
历史地看，美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表现一直不太积极。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上台。新政府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举动，就是于2001年3月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各国纷纷公布各自的减排目标，美国的声音在期待中姗姗来迟。美国白宫2009年11月25日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专家测算，这约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对于美国的减排标准，国际社会普遍表示失望。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表示，美国的减排承诺“魄力不够大”。
在哥本哈根，美国一方面试图弱化自己的减排责任，另一方面，则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发难。
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7日凌晨近7时，《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特设工作组会议终告闭幕，特设工作组会议产生的文件是哥本哈根谈判成果的重要基础。据说，会议比原先的日程安排推迟了近十个小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谈判代表团节外生枝，对工作组主席提交的草案表示不满，在最后时刻提出多项修正要求。美国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潘兴(Jonathan Pershing)在会议开始就发言要求，对文件进行重大修改，试图弱化其减排责任。
奥巴马自上台以来一直是一位高调的总统，特别是他大力推行的能源新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能源热。但在与环保相关的气候问题上，他则要低调许多。
奥巴马的低调是有原因的。正如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2009年12月16日在哥本哈根的暗示，参议院很难在今年就气候变化完成立法，这意味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很难有所突破。
除了国会的态度，美国民众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看法，也会影响到奥巴马的气候新政。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为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将在经济上付出很大代价，联邦政府也将增加大笔支出。这种说法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下，很有煽动性，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气候问题的态度开始转冷。
对奥巴马而言，“民意”至关重要。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2010年中期选举的形势，进而影响到奥巴马的执政力。
事实上，美国民众的“心声”在发达国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金融危机余音未了，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民众仍遭遇就业等问题的困扰，此时让他们同意国家拿出大笔的钱去做“善事”，难度可想而知。本国民众的“情绪”是影响会场内谈判代表的又一个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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