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方利益 中央取之有度
尽管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日前刘仲藜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仍然表示，中央应该拿大头。
1992年，刘仲藜接替王丙乾任财政部长。清点国库之后，刘仲藜拿着手中的账册对王丙乾说：“王部长，我真佩服你呀，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两年之后，刘仲藜以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全程主导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迄今，这仍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
分税制改革之后，全国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434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00亿元，平均年增长19.3%，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得以迅速改观，增强了中央转移支付的能力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刘仲藜说，当时那一场改革，是由于当时大的经济环境、国家改革目标、造就了历史机遇，财税改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再不改，日子过不下去了。”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
而此时，分管银行的朱镕基副总理严正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
“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1994年初，分税制改革刚刚实施时，我把自己的担忧跟国务院有关领导说了之后，那一次我借到了。另外两次也不是没借来，这其中折射的是一个国债发行变革的过程：过去财政赤字是向央行透支，后改为借款，再后来，又改为借一部分，一部分发国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后，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因此不能再向银行借款了。”刘仲藜对本报记者说。
多年之后，经济学家周其仁谈起这一决策时给予高度评价，尤其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更是从制度上控制住财政通过银行印票子解决财政困难，拧紧了货币的龙头，“事后证明，中国当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谈不到以后的发展。”周在最近的一次公开场合表示。
断了银行这条财路，财政支出全面无法到位。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年上半年只有19.5%。
中央财政的困窘，源于当时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按照包干协议，向中央财政上交一定份额的钱，余留的可自行支配。以广东为例，根据与中央的包干协定，每年只向中央财政上交22.74亿元，每年递增9%。
因此中央财政开源的办法，一是以费补税，例如1980年代中期开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向地方借钱，但各省皆清楚，中央财政无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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