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权重此消彼长，国际经济合作与保护主义出现新态势。对中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意味着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美国、欧盟、东亚等多个地区的国际问题专家，共同探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
中国报道：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却比较低，在此背景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近被广泛关注。而李光耀却提出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区域平衡，需要美国在东亚制衡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实际上并不比北美、欧洲等地区低，这主要是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成果，也跟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推进扮演了很重要的积极角色。而东亚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整合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生冷所致。目前，东亚地区的整合，实际上是通过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的。
不久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制衡”中国，这并不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是战略层面的。如今美国提出重返东亚，这样看来可以解读成：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的。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在东南亚地区中发挥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将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最小化；但中美如能同在这个舞台上平衡互动，这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最有利的。
必需注意的是，如今的“制衡”概念与传统解释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制衡”模式下，两大阵营有各自的平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如今，“制衡”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东亚区域合作，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互动。东南亚邀请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东南亚这个舞台。而现实中，美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区域内美国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仅限于经济层面。
我个人认为，“制衡”概念是东南亚国家针对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要求而提出来的。但因为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所以不可用冷战思维来解读。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开放的区域主义背景下，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梳理好自己的地缘政治，将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光耀曾经提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现在这种“制衡”言论与他过去的说法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现在所说的“制衡”并不能过度地理解为东亚国家要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他们可能主要是出于中国发展过快，希望美国能够平衡一下。这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逻辑。但这些国家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很远。
Michael Casey(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我认为，美国参与东亚制度化建构以及政经一体化的深化过程，对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参与事关诸多领域。在一体化进程中，不能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区别对待。由于中国以及其他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与美国市场复苏和美元储备安全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美国参与其制度化发展对维护地区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美国在亚洲(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军力部署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亚洲国家间任何加强地区安全联盟的行动都不能正常进行。
所以不能说是为了与中国抗衡而需要美国的出面，而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与其每一个邻国为了既得利益都需要与美国打交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同美国的协作密不可分。世界目前面临的包括经济失衡、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恐怖威胁等都是非常复杂的难题，如果没有与美国更为开放的对话，东亚无法独自应对。幸运的是，一些如APEC和ASEAN的机构正在做这些工作，而G20也正以中美合作为范本进行更广泛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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