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经济能赶上中国吗
在挑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军者的“比赛”中，印度“象”能否开始追赶中国“龙”？
中国经济已经领先印度40年
尽管在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力才开始全面进入媒体聚光灯，但是事实上中国GDP在过去的30年一直以每年接近10%的平均速度增长。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已扩张了1400%。2008年，中国以4.4万亿美元的GDP跻身世界前三，并快速接近日本。实际上，依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已达7.9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如果能继续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就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30年较为平缓，但也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6%。在上世界70~80年代，印度经济年均增速接近5%。进入1990年代，在时任财政部长(现任总理)曼莫汗·辛格的领导下，初期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增长提速。过去六年的加速就更加明显了—8.4%的年增长率(中国过去六年里有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即使仍落后中国很多，按PPP计算，印度GDP业已居世界第四。
中印均需直面贫富差距
在中国，大约60%的人口即7亿5千万的人生活在农村，这些地区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PPP计算的中国2008年人均GDP仅为5963美元，比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还要低，仅比埃及高一些(图1)。
印度情况更糟糕。全国11亿人口中的75%都生活在乡村，平均人均GDP(同样是PPP基础上)仅为2762美元，与巴基斯坦持平。经济福祉的其他指标，如贫困率、营养不良水平与识字率等，中国比印度好许多。尽管印度IT与服务外包部门也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菲，但这只惠及了总人口的0.2%。
两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较大的贫富差异，给两国带来了很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将对未来二三十年两国的经济发展发挥重大的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只要现在的衰退结束，中国就会继续比印度更快地增长，但是在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前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储蓄率、投资型式、增长的结构性动因、腐败程度、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适应全球不断变幻的趋势的能力、政治结构的强度与政府的角色都会在决定在挑战美国这一世界经济领军的道路上、中国“龙”能否继续超越印度“象”这一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印度：发现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力量
印度经济的真正增长始于1991年，这代表了Raj economy(印度式计划经济，由许可证控制的经济体系，编者注)的终结、开放市场朝全球化发展的初步尝试。在中央集权的许可与补贴体系下，私营企业不允许过度发展。但是，与中国政府不同的是，印度没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商品与服务的出口与进口在80年代中期分别只相当于GDP的5.9%与8.8%，在90年代末也只上升到11.7%与14.4%。相比之下，中国的进出口占GDP比重从相近的10%以下猛增到80年代中期的20~25%。
投资是印度历任政府的另一大失误。1980年印度资本形成总值只占GDP的18.5%，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6%，比中国的35%更低。到了1990年，印度资本形成总值比重仍仅仅是GDP的23%左右，而中国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接近40%。在印度，很多资本支出缺乏规划，很少有清晰的构建稳健的工业基础的思路和努力。印度历任政府对鼓励私营企业与扩大竞争的不情愿和开放所谓的关键领域的失败，都阻碍了国内外私人投资。而投资确实受到了高官僚主义的部分压制。因此，即使是在90年代末期，印度经济还是与全球化趋势隔绝。
这保护了印度经济免受1997年危机的侵害(当然，中国也相对未受很大影响)。使印度经济比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少受危机的影响。从那时起，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长意味着印度此次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但没有中国严重。与此相关的是在上个十年增长强劲的服务部门对出口的贡献巨大。截止到2008年的十年间，服务业整体上以8.8%的速度增长，主要在物流、交通、通信、金融与企业服务等领域增长。建筑业也以每年同比10.1%的速度增长。但是工业方面就相对适中，制造业年增长率为6.8%，而城市管理服务行业的年增长速度则有些让人失望，只有4.6%。后一数据表明了印度未来发展的主要关注点—提高经济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
然而，印度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了。如上所述，这些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有很多，如有利的季风影响下的农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私人消费的增长等。国内储蓄与投资已经从15年前的超低水平增长到了接近东亚水平，这拓宽了生产力基础。投资占GDP比重从2002年3月份的23.8%提高到2008年9月份的34.8%，这表明经济的持续增长速度比以前快很多。并且，由于印度廉价的劳动力，投资的收益使其向制造部门扩张，而不再局限于服务部门。此外，随着工业基础的扩大，印度的地理位置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印度在不断发展的南亚经济体中占领更多的市场。
即使在金融危机中服务外包骤减，印度金融服务业也有条件从由中国引领的亚洲经济体所引导的全球经济好转中获益。商业服务在印度经济与出口中的作用比在中国要高很多，中国很多商业活动都是以制造业产量和出口为基础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占了中国商品与出口总量的85%，而印度不到40%，印度商业服务的出口相当于总量的30%。中印两国巨大的国内基础意味着两国的银行都还有大量资本，没受到信用紧缩的多大影响。这也意味着印度大的国有银行在接下来几年能够维持制造业的资金，这对今后10~20年会越来越重要。
印度在上个十年自由化中取得的进展使印度与世界其他地区逐步实现了一体化，尽管有时举步维艰。最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业(大部分是软件与商务外包)按市场价计算的出口量，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2.2%上升到2008年的8.5%。同期，商品出口所占GDP的比重则从8.8%增长到了15.5%。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长期阻碍外国投资的问题，如不能解雇工人或者让长期亏损企业不破产。这些措施与其他改革(包括非常谨慎的私有化进程)，使得印度的外商投资猛增，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投资组合。涌入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08年上升到410亿美元(而2000年之前，每年不足30亿美元)，尽管这比2007与2008年中国每年14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还少很多。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全球经济危机压缩财政，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联的持续障碍，国外跨国公司在2009年第一季度继续在印度扩大投资，总额为80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季度总额最大值的第五位。
财政不足仍阻碍印度经济发展
印度没能取得太多进展的另一领域是减少财政赤字。2003至2007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从2001年3月份的GDP的5.9%骤降到2003年7月的2.8%，但是这期间政府对扩宽税基基本上无所作为。自2008年中期随着经济发展急剧变慢，这些年预算进步的周期性变得显而易见。因此，2009年10月的财政赤字很可能从去年GDP的6%上升到7%。尽管如此，2009年10月补贴与支付利息将占政府总支出三分之一的事实表明需要一个更有成效的支出分配机制并拓展税基以确保政府有更多的资源。
印度政府计划在2010年11月采用一个商品与服务统一的税收政策作为解决财政赤字的尝试，这一尝试对拓宽税基会有帮助，同时印度也成立了一个咨询小组制定更具可持续性的石油产品定价机制。但是历任政府改革进展原地踏步，人们仍旧焦虑。如果国债继续增长，会不会“挤掉”投资资金？会不会破坏长期增长的潜力？政府支出与财政赤字的高水平，与政府债务的程度都是印度相对较中等的信贷评级的关键因素，评级机构穆迪评定印度信贷为Baa3，标准普尔评定为BBB-(前景不容乐观)，两者都是最低级的投资等级。
相反，中国保持较小的财政赤字，2007年与2008年财政“丰收”使得财政近乎盈亏平衡。这使政府能够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以应对如今的经济下滑，还不会陷入大规模的赤字。中国健全的财政与顺差使得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比印度高5个等级，两个机构评定的结果分别为A1与A+—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比印度更具吸引力。另外，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如必要，中国能够保持较高的财政赤字，如今3万3千亿美元的盈余账户与高达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中国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
印度能够更快增长
近期，亚洲开发银行指出，在未来30年，由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就在家门口，亚洲地区经济体都从“邻居效应”中获益，亚洲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首要地位。因此，这有助于提高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代人内，印度有可能成为富裕的国家。
2008年，世界银行把印度从低收入国家提高到中低收入国家，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如果在未来三十年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2039年，印度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考虑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印度只有三年达到接近10%的速度，在2039年成为发达国家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前景。
印度的优势在于它的人口。近年来服务行业的突飞猛进创造了相对有影响力的、(据说有)3亿多的中产阶级，农村收入与工业活动之间的联系变弱。收入的增长与贷款的便捷导致了在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高消费。这反过来鼓励了银行拓宽客户群，允许更多的人购房，买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巨大的市场潜力会继续吸引外资的流入。但是在今后几十年内，如果经济继续以高水平增长，政府就需要通过增加农业产量与提高生产率，提高受教育水平，使城市吸引更多移民等方式保证不断增长的农村地区人口生活在生存线以上。
相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发展趋势显得不是那么有利。人们日益关注未来与劳动力潜在短缺的问题。中国人口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并且预计在2030年会跌至0增长。位于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中国在2050年60岁以上人口会超过4.38亿，到那时工龄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会低至1.6，而1975年为7.7。到2040年预计会有三倍于现在的人口超过65岁，这会对国家养老与健康体系带来更多压力。
当提到在未来十年左右经济的加速增长，以上提到的一些因素会明显对印度有利。除了低生产率最好的农业部门外，印度经济在某些方面比中国要好，再加上相当规模的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业与IT行业，改革的执行能够确保这个行业一个稳定的平台。如果印度能够保持现在的高投资水平，它也能很好地扩大制造基础，提高廉价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因此，一旦现在的经济衰退结束，印度会有能力产生比过去更高的持续GDP增长，有可能每年在7~8%左右。
相反，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制造基础，在缺乏更有活力的外部需求的情况下努力要回到之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水平。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发展会比上十年缓慢，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另外，有很多因素可能会使中国经济低于自2000年以来给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对重工业建立起来的依赖可能会限制发展服务与高科技制造业的尝试；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还会很低，这就带来发展金融部门与合适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困难；缺乏民主会导致地区关系紧张度的上涨与对更广泛的不平等的关注。
印度能追赶上中国吗？
尽管实质上改革进程有所停滞，印度在2003到2008年还是实现了持续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然而，最近国大党领导的联盟获胜向人们呈现出更大的希望—未来五年至少有些改革可以实施，即使这些改革比愿望更难达到。改革的推进能推动经济更快发展与更多的对内投资。考虑到这一区域需要的巨额投资，对后者的强调更可能集中于基础设施行业，尽管政府疲软的财政状况意味着它需要从海外寻找大量的资金。
另外，政府需要拓宽税基，减轻对农村的传统式补贴重压—缩减在石油与肥料等的补贴，因为这不是扶持穷人的有效方式。相反，财政需要转移到提高福利、健康与教育的基本水平上，这三者在中期有促进GDP飞快增长的潜力。这也许是促进印度经济更快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上几十年经济重要部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中产阶级，巨大的农业部门的改变相对较小，这在经济前景中造成了工作在现代服务业与生活在生存线边缘的人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迅速(反映了这个行业3%的适中增长)，从大约20年前的30%多下降到2008年9月的17.6%，农业从业者下降较少。长期来看，农村生产力的增长需要提高，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劳动力过剩—很多农业从业者不得不来城市建筑或者制造业寻找工作。如果政府能通过上述政策来取得更多的进展，那么印度就会经历一段比现在设想的还要快的经济发展。
这些讨论也适用于中国。北京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以相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不利的人口因素可能开始限制它的增长潜力，就像图2显示的两国增长预测指数那样，在未来20年印度要努力填补与中国之间的空白。这最终会使印度“象”开始追赶上“龙”，尽管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缩小差距，而且在十年之后差距会再一次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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