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指煽顛案周一（9 日）踏入第九天審訊，李卓人一方率先作毋須答辯陳詞，針對控方指據憲法並無合法手段「結束一黨專政」，大狀沈士文指只要辯方能證明存在合法手段改變政制，例如修憲，便足以推翻檢控基礎，又爭議中國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性（見內文圖）。
法官一度問沈，「用基本法規範憲法嘅適用性，係咪行得通呢？」控方則回應指，支聯會從沒提倡修憲，現在只是「偷換概念」以圖包裝五大綱領的合法性，屬詭辯，又指其立場是修憲亦不能合法改變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審訊周二續，料由鄒幸彤陳詞。
Day 8｜辯方盤問提八九民運及政府鎮壓 控方反對 官指適可而止
法官：用基本法規範憲法
係咪行得通呢？
支聯會案在控方完成案情的一個月後，周一續審處理「共謀者原則」爭議，辯方其後作中段陳詞（或稱毋須答辯陳詞），以供法庭判斷案件是否表證成立。若法庭裁定表證不成立，被告將即時無罪釋放，審訊完結；但若表證成立，辯方就需答辯，審訊繼續。（詳見法律 101）
不認罪受審的李卓人、鄒幸彤均會作中段陳詞。代表李的大狀沈士文周一陳詞時，主力針對控方的檢控基礎。
據控方案情，中國憲法訂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或主張，必然是終止中共的領導，而據憲法「不存在合法手段去終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故不論支聯會鼓吹甚麼手段都必然屬於非法。
基於檢控基礎與中國憲法相關，沈在庭上用不少時間梳理中國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性，他指《基本法》第 18 條列明，除了附件三列明的全國性法律，其他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特區實施，故據《基本法》，除非有明文規定，否則中國憲法並不是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法官李運騰關注，《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立法，權力來自中國憲法，故憲法的法律地位應高於《基本法》，「我哋而家用比較下級⋯容許我咁講，即係『低層次』嘅《基本法》，嚟規範憲法嘅適用性，係咪行得通呢？」
沈士文：港法院不具詮釋憲法權力
沈士文回應指，法庭毋須「妄自菲薄」，《基本法》的立法歷史是在「一國兩制」下，限制中國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性、「河水不犯井水」，是人大常委會運用權力達致的效果，「叫做有權但係冇用到，呢個就係值得可貴嘅地方」。
他又舉例指《基本法》亦列出附件三的例外情況，例如《國歌法》便是引入了中國憲法定義法例中的國歌。
沈續引述上訴庭案例，指內地法律在香港應被視為「外地法律」（foreign law）；原訟庭的案例則提及，香港法庭沒有適當能力運用中國憲法，因香港法官和大律師均接受普通法體系的訓練，而非中國適用的大陸法體系，「香港法庭係唔 equip（裝備）去處理內地法律，包括憲法」，法庭只能從憲法的字面意思理解，不具備詮釋憲法的權力。
沈亦指出，內地法院亦從來不解釋憲法，因為憲法的唯一解釋權在於人大常委會，香港法院嘗試詮釋憲法字面以外的意思「係好危險」。
法官指，《釋議及通則條例》在 2021 年經修訂後，加入第 3AA 條，列明任何人如擁護中國憲法，即屬擁護《基本法》，關注這是否代表法院需要同時考慮《基本法》和憲法，才能理解香港的憲制秩序？
沈回應指，第 3AA 條的修訂於本案之後生效，並沒表明追溯力，故不適用於本案。
沈：支聯會口號受眾涵人大代表
沈士文陳詞的另一重點，是駁斥控方主張「不存在任何合法手段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
沈先指，控方聲稱「人民無權建議或請求修憲」，惟憲法之中並沒條文具此等字眼或演繹，而據機制，人民是可以成為人大代表提出提案，本港亦有人大代表。而支聯會多年來叫喊的口號「係講畀全世界聽」，受眾「當然包括人大常委」，指他們有權提出提案，「呢個咪就係合法嘅渠道囉」。
沈續指，憲法之中與修憲相關的條文是第 62 、64 條，兩者只提及人大有權修憲以及相關門檻，字面上並沒有提及不准修訂憲法的序言，以及第一、二項條文。沈指，如控方提出字面以外的詮釋，就需要引專家意見舉證，辯方亦應有權引專家去反駁控方，指出其「加鹽加醋」、「僭建」，惟控方案情此刻理應已完結。
庭上其後就憲法序言討論，沈表示序言的篇幅長，含共產黨領導字眼，但亦有說「人民民主專政」，換言之此將衍生一個問題，即是「人民民主專政、權力歸於人民」大，抑或「共產黨領導」大。
沈重申，支聯會一直沒提過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執政地位、打倒共產黨，而控方的開案陳詞、影片、盤問都沒說過類似的說話，實際上，支聯會 30 多年來都是說「結束一黨專政」、達至中國民主。
沈：若有合法手段可結束一黨專政
檢控基礎即失敗
沈亦批控方的主張涉把舉證責任加諸被告身上。他說若法庭判世上有一種合法方式結束中共領導地位，「咁控方嘅檢控基礎就失敗咗喇」。
李運騰指，控方的立場是並沒合法修憲渠道，而就算有，也從來不是支聯會的主張。沈回應指，「呢件事發展到今日咁樣」，因《國安法》第 22 條有明文規定「非法手段」字眼，而被告身為被起訴一方，「好緊張⋯你告我哋係根據乜嘢嘅非法手段，去鼓勵人哋做乜嘢事呢？」而控方的答案是「無任何手段係合法嘅」。
沈續指，「換句話講，因為我哋冇鼓勵人哋點做，所以佢哋（指控方）諗到一條『絕橋』」，即無論被告用甚麼手段都是非法，「因為呢個世界係冇合法手段」。而辯方則提出，修憲就是合法手段。
法官陳仲衡質疑，控方有表示過被告從沒提過修憲。
沈表示，「啱，但係我哋可以唔理佢，呢個唔係佢哋案情。佢哋基本案情，為咗逃避唔需要證實呢樣嘢，就係無 lawful means（合法手段），呢個係成件案嘅核心」。
沈並以「吊詭」形容本案狀態，指因支聯會 30 多年來都沒提及用甚麼方法達至綱領目標，繼而無法證明「非法手段」，「所以一個『天才』諗到，因為呢個世界係冇 lawful means（合法手段），所以開宗名義講，冇任何一個合法方法可以達到目的」。
沈：支聯會綱領屬言論自由
沈士文歸納其立場，若控方沒有表面證供，證明「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中共領導，「我哋就完咗，可以返屋企」；但此等式即使成立，另一大問題是支聯會鼓吹以甚麼「非法手段」結束中共領導，只要辯方能證明有合法途徑，控方舉證便是失敗。
沈續指，即使法庭認為上述所有議題控方都能舉證，支聯會由始至終被指的犯案行為僅提出一個網領，沒有其他任何行為支持，這屬於受《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的政治言論自由，「正正入咗落去香港保障緊言論自由入面，最寶貴嘅政治權利」。
沈說，假設法庭在詮釋本案控罪所指的中國「根本制度」時，出現多於一個解釋方法，理應採用符合人權保障的詮釋。只要上述其中一個議題舉證失敗，辯方則毋須答辯。
控方：有機制修憲
但中共居於核心領導地位
在沈士文陳詞期間，法官指控方檢控基礎似乎有兩個可能性、有待釐清，遂要求控方澄清，是指（一）憲法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容修改，抑或（二）支聯會從沒提過修憲，故不涉合法手段，抑或兩者皆是。
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指兩者皆是，並引述開案陳詞，指憲法訂明中共領導為國家的憲制及根本制度的一部分，故「不存在任何合法手段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制度」，各被告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其自然和合理效果，即煽惑他人採用違憲的「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以達致結束中共領導的非法目標，這並非中國憲法所容許。
黎續引述控方的回應陳詞，提及中國憲法有機制透過人大常委會或人大代表修憲，但中共在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下居於核心領導地位，其他民主黨派是在接受中共領導的前提下，進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
黎又指，支聯會從沒提倡修憲，亦從沒主張要在尊重中共領導的憲制前提下推動黨內改革，故辯方聲稱修憲、推動黨內改革、提高其他黨派參與度的「合法手段」，只是其事後為「結束一黨專政」尋找一種「看似『合法化』的包裝，以圖偷換概念」，只是為了掩飾「結束一黨專政」的真實目標，「純屬詭辯」。
控方亦重申，從沒迴避舉證「非法手段」的控罪要素，反而清晰表達煽動他人「結束一黨專政」，相等於煽動結束中共領導，屬於違憲，構成本案的「非法手段」，因為憲法列明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此種領導地位並不存在所謂國家憲法上容許的合法終止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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