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在全球化中学习全球化
2001年11月，是让整个世界都感到温暖的初冬。
当地时间11月10日18时39分，卡塔尔首都多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尔一槌敲下：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组织正式接纳中国为会员。
槌声敲响的那一刻，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的眼睛里泪光盈盈。跨越眼前的门槛，中国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
作为对中国“入世”过程的总结，加拿大人杰夫瑞盖特勒点评道：“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加入WTO的过程像中国这样独特，其间的曲曲折折可以写成一本书。”中国1986年开始进行“入关”谈判，1987年3月中国加入WTO工作小组成立，1988年盖特勒作为法律专家参与其中，并成为中国加入WTO全部法律文件(英文)的起草者，称得上中国加入WTO最好的见证人之一。
15年也许真的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已经足够漫长。
这一年中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申奥成功、APEC会议、男足出线、加入WTO，一连串的大喜事让国人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2001是中国年”。
谈判与变法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其实就是一场变法，在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政府就启动了意在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
1986年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她将如何融入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贸总协定？中国首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回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其实就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议。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二任谈判代表佟志广终于可以非常自豪地在谈判桌上说：“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僵持的谈判终于得以破冰前行。
龙永图介入复关谈判的时间比盖特勒晚4年，在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他将衬衫、皮鞋和日常洗漱用品都备两份，一份存在日内瓦，一份放在美国，以便随时奔赴谈判桌。
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是令人难忘的6天6夜，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艰苦谈判。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谈判对手，这也是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最后关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用剑拔弩张来形容当时的气氛丝毫不过分。
龙永图回忆，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递来条子。没想到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进入到第4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国人紧张地商量了5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一举排除。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其实就是一场变法，在中美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国政府就启动了意在与WTO接轨的“变法”工程。这项工程涉及国务院全部25个部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囊括2200多条全国性法律法规、上万条地方性法规、难以计数的大小文件；涵盖了外贸、金融、税法、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
2001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整理出一份“与WTO规则明显不符的”法规清单，这份清单容纳了171项法律和行政法规，它们是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一定要修改完成的。这次“修法”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前是基于内部压力与需要来整改、建立有关的政策和法规，是“自己家里的事”。但这次不是中国一方意志的表现，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体现的是双方的利益。比如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删去关于合资企业生产计划应报主管部门备案的条款；将原规定合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等尽先在中国购买，改为在国内市场也可在国外市场购买。区区数十字的改动，是中国对加入WTO所做出的法律承诺。
佳境与隐忧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工厂”的称谓，这个称谓是送给中国人的。
2001年，《财富》杂志历史性地将《财富》论坛两次放在同一个国家举办(1999年曾在上海举办)。按照柳传志的理解，“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刻，这是让来投资的人增强开拓中国市场的决心。”
这一年，联想员工35%的分红权终于变成股权，联想由此完成股份制改造。因此，他看好中国加入WTO后的营商环境。在论坛上，柳传志鼓励外方“胆子再大一些，信心更足一点，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会非常快”。令他没想到的是，圆桌会议后，居然有几位CEO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一起搞风险投资吧！”
这一年，44岁的董事长李东生率领TCL将长虹、康佳踢下彩电老大的宝座，手机业务取得空前成功，更是在越南首次实现赢利。兴奋难耐的李东生，撰写了题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文章发表在公司内部刊物上。他认为：“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我们就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开拓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市场，”李东生绝不会想到，由于对异地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缺乏深入了解，人才、管理团队、企业文化、资金储备不足，TCL之后国际化之路几乎犯了所有错误，这些错误日后都成为其他企业宝贵的教科书。
吉利的李书福则在这一年经历了大悲大喜。7月，国家经贸委公布最新一期《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上报的两款车被排除在目录之外。李书福几乎绝望了，如果此时还拿不到准生证，根本无法参与未来的竞争。
正所谓否极泰来，11月9日，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天，有关部门突然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JL6360”赫然在榜。这件事与“中国加入WTO”几乎同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工厂”的称谓，这个称谓是送给中国人的。2001年时，中国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已经站上世界市场份额的第一名。
这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幸存者们剑舞笙歌的年份。
煎熬与曙光
在互联网浪潮中引进中国的，不仅有外国的资金与技术，还有与之相伴的成熟的市场规则。
2001年又是中国第二代企业家或备受煎熬或成长萌动的年份。
这一年的6月，33岁的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被董事会扫地出门了。原因是在股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王志东却无所作为。《财经》杂志对此评论说：它将证明，在互联网浪潮中引进中国的，不仅有外国的资金与技术，还有与之相伴的成熟的市场规则。
眼看着战友兼对手的出局，张朝阳无暇思考到如此深远的层面，他感受到的是更强烈的不安，因为他也同样感觉到了来自搜狐董事会的威胁，股票已经跌破一美元，随时有被纳斯达克摘牌的危险。
张朝阳后来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袒露心迹，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和董事会的沟通，“他们不了解中国市场，却对公司的方向指手画脚。”王志东事件给了张朝阳惊醒，沟通和防患成为他日后解决董事会中矛盾的法宝。
这一年，马云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2001年1月，的账上只剩下了700万美元，股东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并威胁说“再不盈利，就把网站拆了”。要命的是，这时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还没找到赚钱的路子。
1月13日，马云及高管团队在办公室里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之后，做出重要的“3个B to C”的战略决定，即：Back to China(回到中国)，Back to Coast(回到沿海)，Back to Center(回到中心)。从这一年开始，马云开始重视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就是在这个时期确定的，在资本的紧逼之下，阿里巴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让无数不懂外语、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任何国际贸易知识的中小商人找到了国际买家，在某种意义上，马云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将张朝阳等归类为第二代企业家，将他们的崛起模式总结为“商业模式/技术创新＋风险投资＋海外上市”，这种模式注定第二代企业家要掌握与资本打交道的能力，张朝阳们也正是在这些磨难中走向成熟。
2001年，施正荣回国创业。当时，可持续发展的提法正盛，隶属新能源领域的光伏产业得到了无锡政府的极力支持。在其号召下，无锡小天鹅等8家企业共同出资600万美元，施正荣以40万美元和作价160万美元的技术入股，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成立，施正荣任总经理。
由于具有很强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澳大利亚的技术、意大利人的工厂管理、德国人的市场销售、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及全球资本等资源，尚德迅速盈利。2006年时，施正荣远超黄光裕和荣智健一举成为中国内地新首富。
作为第二代企业家的代表，施正荣与张朝阳等人的共同点都是在企业商业模式上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有模式，在私募基金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用上更为大胆且富有技巧，在个人财富创造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摩擦与融合
“打火机保卫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挡反倾销浪潮的汹涌而至。世界贸易组织发表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首要目标。
在加入WTO前夕的欧洲，每两个打火机就有一个产自中国温州，其中99%以上的产品出口价格都在两欧元以下。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接到了一份来自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的传真。传真显示，欧盟正在拟订一个针对两欧元以下进口打火机的CR法规，要求所有进口到欧盟的打火机都必须增加一个防止51个月以下儿童开启的安全锁。拟订这个法规的依据是WTO/TBT(《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当时国际上通行的9种安全锁都申请了中国人根本用不起的国际专利。如果这一法规被顺利通过，温州的打火机就会在那一年面临灭顶之灾。
2002年3月，黄发静等7人一道远赴欧洲游说列国，随后不久，欧盟宣布对中国温州地区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这被认为是中国加入WTO后的“反倾销第一案”。当时，温州生产的打火机的制造成本只有日本打火机的十分之一。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提供的调查显示，“中国价格”的低廉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温州工人的年收入比欧洲工人低20倍。结论是“中国企业没有做亏本买卖”。此项诉讼最终以欧盟撤诉告终，在应诉中最活跃的黄发静当选2003年度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词为，“他以民间的力量推动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最关键的是，他——赢了。”在此过程中，黄发静俨然变成半个世贸专家。
不过，“打火机保卫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挡反倾销浪潮的汹涌而至。世界贸易组织发表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首要目标，中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标志。
华为在蛰伏海外市场3年之后，开始发起猛烈的攻击。
2001年1月，在公司“欢送海外将士出征大会”上，任正非发表题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的讲话：“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企业需要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才能发愤图强……所以，我们要选择在这样一个世纪交换的历史时刻，主动地迈出我们融合到世界主流的一步。”
显然，“太平洋”并不好跨。两年以后，他将收到竞争对手思科的春节礼物：向华为的软件和专利侵权提起诉讼。这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所遭遇的一起最显著的知识产权跨国诉讼。
在国内，华为被视作国际化程度最高、最看重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任正非被视作最有胆略、眼光的企业家，而一跨出国门，华为还是全球商界的小学生。
冯小刚执导的《大腕》在这一年也进行了全球化的尝试。这部影片是全球化的结晶，由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在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做了改革，为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商业电影文化模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样本。
2001年以后，敞开的世界之门使企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循环中，无论是资本的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商品的产销都与以往全然不同。但似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未来。财经作家吴晓波举例说：“已经成为全国房地产业领军人物的万科集团王石信誓旦旦地预言，加入WTO后，房价将下跌15%。后来发生的事实让他的这个预言成了一个笑谈。”
这以后，企业家们的见识和对全球规则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国际化旅程的距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房地产业
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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