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得失再审
陈晓晨
2月24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召开了“经济每月谈”研讨会，探讨哥本哈根会议后应对的战略与政策。活跃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两位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和于庆泰做了主题演讲。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进入“后哥本哈根”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更加困难；要总结哥本哈根会议的成败得失，预估今年年底的墨西哥气候大会的形势，制定旨在落实2020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政策。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方首席代表苏伟：
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
哥本哈根会议过去两个多月，但是一提到哥本哈根会议，大家的关注和兴趣依然不减当时，这说明了哥本哈根会议还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当谈判场上的尘埃渐渐落定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哥本哈根会议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哥本哈根会议主要有三大成果：第一，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无人不晓、无人不谈。
第二，形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共识，明确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化方向，也预示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和技术变更的开始。虽然说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一直存在疑问，但是应当说主流的看法是人为的活动，特别是过去两百年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大量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
第三，确认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体制，原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体制是确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主渠道和最具合法性的进程。
对于中国而言，哥本哈根会议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重要机遇。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这些战略和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气候变化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立足于推动科学发展，立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来应对气候变化，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的国家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建设“两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也涉及到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所以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调整，优化能源结构，鼓励节能、提高能效，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森林碳汇，同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四，积极研发低碳技术。从我国国情与实际出发，开展相应的试点示范，开展碳强度排放的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在特定区域也可以探索一些通过市场的机制和手段，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探索性的碳排放交易，这在政策上也是非常明确的。同时，要不断地提高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因为气候变化和所有人都有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还应该是全民的行动与意识。
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方副团长于庆泰：
中国的发展权不容谈判
现在已经聚焦后哥本哈根时代了。但是，为了讲好后哥本哈根时代，应该从哥本哈根会议以及会议之前谈起。大家可能都记得，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一些发达国家有意地把注意力引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个别国家还特别渲染，哥本哈根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如何行动。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如何有效地化解压力，在维护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同时，积极促成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是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所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中国政府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在会议之前，主动地向世界宣布了我们在未来十多年的时间里，为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国家行动目标。中国的实质性行动，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的挑战高度负责任的根本态度，同时也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建设性氛围。
第二，温家宝总理亲自出席大会，他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会见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大国和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国，与各方深入交换意见，为缩小分歧、促进共识，积极地做各方的工作。同时，中国代表团也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中国已经提出的自主行动目标是不容谈判的，这就挫败了少数国家压中国承担超出我们责任和能力的义务的做法，有效地维护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
第三，在会议的最后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很可能会无法取得任何结果，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危机关头，温家宝总理亲赴一线做工作，最终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就谈判当中的核心难点问题达成共识，为促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避免无果而终，最终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取得阶段性成果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哥本哈根时期，会议后各方都进入反思和调整的阶段，着眼点是今后的谈判进程以及定于今年年底召开的墨西哥气候大会。各方的立场和策略都可能出现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各主要方的立场不大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首先，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寻求合作的基本态度不会改变。尽管各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各国仍将会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作为合作的基础。
第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受害者，同时又面临着发展自己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贫困等严峻挑战。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谈判中，将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也会在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积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我个人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既定政策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发达国家在兑现减排和资金有效利用方面缺乏诚意，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也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它们要继续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所谓的新兴大国仍将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因此，可以估计，在未来的一年里，气候外交舞台上仍将是一种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基本态势，国际谈判进程仍将面临重重困难。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中国该怎么办？概括起来，可以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就必须立足科学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坚定不移地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
第二，继续有效地参加国际谈判进程，积极地推动国际合作，维护我们的主权和发展权，同时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应该我们承担的责任，就要积极地承担；不应该由我们承担的责任，有损我们国家利益的，不管谈判中的压力有多大，我们也要坚决地顶住。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发展权是不容谈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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