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战争
关于数字的争论，将贯穿哥本哈根会议的全程。
“碳排放强度降低40%”，“减排30%”，“减排4%”……哥本哈根会议尚未开局，一连串的数字已令公众眼花缭乱。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将直接关乎到每个国民的生存状态，牵涉到数以万计企业的成败。
以中国为例。11月26日，中国第一次“对内承诺”了减排标准：至2020年，中国将在2005年的基础之上，把“碳排放强度降低40%到45%”。
按前中国谈判代表、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的观点，40%-45%的目标比较高。因为如果按“十一五”计划的减排力度，到2020年时，中国“碳排放强度”只能减少32%。中国的减排承诺势必加速一批高能耗企业的淘汰，也会造成一定的就业压力。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减排决心给予高度评价。
其实，任何国家在制定减排数字时，都面临着这样的两难：既要减排以延缓地球变暖，又要避免减排太多拖累GDP。
“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是各国必争的利益”，12月1日，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总裁路跃兵对本报评论说。该集团是英国首相办公室顾问，曾主持制定了《京都议定书》中的部分内容。
“围绕减排数字展开的博弈，实质是争夺发展权的斗争”，路跃兵评价道。
在哥本哈根，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将是欧盟。事实上，它也一直是气候领域的“道德标兵”。
欧盟一直以来的承诺是，2020年碳排放量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视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进程，考虑减排30%。
欧盟高调的背后掩盖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其许多高能耗产业早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且欧盟人口数量较少，新能源技术有一定基础。
所以欧盟的政客们可以享用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同时把高能耗的生产线和减排压力留在了中国，自己却成了道德标兵。
尽管如此，欧盟的立场相比“伞形国家”要积极得多。
西方发达国家在谈判立场上，分为两股势力。一股就是以道德标兵自居的欧盟，另一股消极抵抗的国家，因为在世界地图上连成一把雨伞的形状，故被称为“伞形集团”。
除了美国，“伞形集团”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因其保守的减排姿态受到许多NGO的批评，被戏称为“撑伞逃走”的国家。
美国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已成众矢之的。“伞形国家”态度消极，已经惹了众怒。11月3日，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中，非洲国家希望发达国家2020年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但当时出席会议的37个发达国家始终对此数字躲躲闪闪。
当日，来自5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们打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集体离席抗议。刚果民主共和国谈判代表Kabeya Tshikuk愤怒地指出，“这些国家根本没有认真对待谈判，根本没有认清事情的紧迫性。”
美国11月25日最新公布的减排标准是，2020年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经专家测算，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4%。
在伞形国家中，日本9月新成立的鸠山内阁也高调亮牌。鸠山由纪夫近期宣布，提高日本的减排标准，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
日本与欧盟类似，新能源技术领先，且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早已外包。不过，正如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哥本哈根会议谈判代表吕学都对本报分析，“日本想要实践自己的承诺，就不能不通过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等市场行为大规模购买排放指标。”
吕学都对本报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将针对这种行为提出限制方案”。吕已于上周末飞往丹麦，为哥本哈根会议做准备。
“一味以购买排放指标冲抵减排任务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所不能赞同的。”
吕指出，掌握了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踌躇不前，归根到底还是和这些国家政府的小算盘有关。
在减排数字背后，隐藏的逻辑是，减排已经是国际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能源技术在未来将取代石油成为新的国家竞争力。
于是减排数字之争，既是发展权之争，也是未来国家利益的竞争。
现在，谈判桌上最着急的是小岛国家集团。马尔代夫总统及内阁部长不久前召开全球首个“海底内阁会议”。对于这些岛国来说，一旦气候变暖，他们可能等不到诺亚方舟。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说，全球气温只需再上升2摄氏度，马尔代夫就将在地球上消失了。
小岛国家亮出的减排要求最高。他们希望发达国家2020年整体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5%。
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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