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里闪亮的中国锋芒
本报记者 兰晓萌 北京报道
19年后，全球气候政治博弈进入白刃战。
问题1990年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上升为政府对政府间的谈判议题，2009年最后一个月，在哥本哈根，气候政治博弈达到高潮。
2009年12月7日至1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凝聚了全世界的目光。这轮气候谈判无论从参与人数、规模、复杂程度还是受重视程度来看，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在激烈的交锋过后，大会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份在欧盟看来“聊胜于无”的成果，距离会前还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预期，存在巨大的落差。
哥本哈根没有改变历史，但却折射了现实——气候政治正在成为今后全球经济较量的主要战场。
脆弱的三足鼎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陈迎看来，国际气候谈判始终呈现着发展中国家阵营与发达国家阵营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哥本哈根大会也没有改变。双方的分歧依然围绕在减碳目标和资金两大问题上。但是，分居这条主线两边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却各自出现了新的变化。
“发达国家阵营更团结，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速度加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气候问题专家曹荣湘这样总结这些变化。
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汇集欧洲27国声音的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和以中国为代表的“77国集团加中国”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国际气候谈判中鼎立的“三足”。减排走在世界前列的欧洲国家曾对美国的减排行动提出批评，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发展中大国宣布减排目标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刚一开始，欧盟就“变了脸”，矛头直指中国，指责中国的减排承诺力度不够。与此同时，欧盟的立场也向“伞形集团”靠近。除了在减排目标上，欧盟仍施压美国，让其加大量化减排力度之外，欧美在其它多数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在温家宝总理抵达哥本哈根后，在减排目标问题上欧盟减少了对中国的压力，但又开始附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苛刻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应受到国际监督，做到本来针对发达国家的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即“三可”标准。现在看来，“欧盟会前对美国提出批评、施加压力的做法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陪衬，其目标就是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曹荣湘说。
在发达国家阵营“抱团”的同时，发展中国家阵营日益分化的趋势正在加快。
陈迎发现，一些归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新兴发达国家，在这轮谈判中的表现值得注意，特别是韩国和新加坡。它们虽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但经济已达到发达的水平，而且它们的表现也十分积极。例如韩国这次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不同的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表现出了从“非附件一”进入“附件一”国家的倾向。
小岛国家的表现，在这次大会中也更为抢眼。一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图瓦卢修正案”曾一度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小岛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却也在发展中国家内造成了一定分化。但这在曹荣湘看来，并不算是发展中阵营分裂的表现。因为小岛国家确实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要求急切也在情理之中。
在资金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分歧，而发达国家也利用这一点，通过强调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的策略，从中分化并争取新的盟友。
发达国家的这种“离间”作用，在曹荣湘分析看来，正是造成哥本哈根大会上发展中国家阵营更加分裂的首要原因。早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前，一些发达国家就已经与单个或一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双边或多边的气候外交活动，有针对性地拉拢并分解发展中国家阵营。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先是和巴西签署了有关气候问题的共同文件，形成所谓“法国-巴西轴心”，后来又与非洲气候谈判首席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发表“共同呼吁书”，俨然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又一直强调资金援助“最贫穷国家”、“小岛国家”、“最脆弱国家”，闭口不谈发展中国家整体，甚至还挑动个别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发难。
闪亮的中国锋芒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直举足轻重，但这次在方方面面都比较有锋芒。”陈迎说。从会前主动提出减排目标，到谈判过程中努力维护整个发展中国家阵营，到大会最后时刻身处“漩涡”中心，与大国磋商促成结果，中国在这轮谈判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在“三可”问题上阻挡了发达国家射向发展中国家的子弹。曹荣湘认为，“透明度问题是气候谈判政治化的一个新趋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上接受国际检查，这在今后也将是有争议的话题。对此，中国仍应坚持反对立场。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被美国公开列为资金“非受援国”。这一问题在今后的谈判中还会被反复提起。对此，中国在驳斥美国“援助论”的同时，要坚持“补偿论”，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实质上是义务和补偿的问题。中国以“补偿”为基础，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自身的发展。
今后，否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提议在联合国框架外进行气候谈判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中国应坚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进行谈判。“体制外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只能作为补充，但决不可成为替代。”曹荣湘说。
除了要注意上述动向外，曹荣湘强调，在未来的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的分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维护团结的任务也会更加艰巨。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同其它发展中国家展开密集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凝聚共识，并加强对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和最脆弱国家的资金援助。中国还应充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诉求，对它们在气候谈判中的态度的变化趋势进行综合、全面的判断。“维护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至关重要，如果不能维护团结，打这个气候仗就注定会失败。”曹荣湘说。
建立新统一战线
面对发达国家的日益团结，中国还要在今后的气候谈判中充分估计到政党政治和冷战思维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在《京都议定书》时期，欧盟国家执政的是左翼(绿色)政党。他们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欧盟国家的执政者主要以中右翼为主，他们代表能源巨头的利益，会从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来进行气候谈判。而冷战思维的影响，不仅会加强发达国家的团结，也对中国极其不利。它很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用来攻击中国的工具。
此外，曹荣湘还建议，要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因为NGO不仅可以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还可以作为气候谈判会议的直接参与者，对谈判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应该加强与NGO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可喜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外许多NGO对中国的排放要求是十分理解的，它们的立场也较为公正。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展开气候政治和伦理的研究，尤其是气候伦理的研究，并组织专门的学者，与西方的主流观点进行交流。例如在资金和技术补偿方面，中国要提出“补偿论”，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国际气候谈判中，政治和经济利益永远大于气候变化本身的利益。实际上，气候政治的博弈，就是经济贸易新规则的博弈。谁占据这个制高点，谁就可能在今后的经济竞争中领跑。
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中国需要建立气候政治的新统一战线，为2010年全球性气候谈判做好新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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